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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叙述的自由-

    我向来以为,追求心灵的自由是人类的天性之一。那么作为写作者的我们,追求叙述的自由恐怕也是许多人为之孜孜苦求的一个目标。本文中提到的几位作家,是我这些年来比较关注的,这是因为从他们的作品中,我看到了他们追求叙述自由的努力和成果。也使我的阅读得到了    心灵印证一般的激情和冲动,从而成为本文产生的初衷。
    毋容置疑,小说就是表达人类的生活,追寻生活表象下种种生命存在的实质,并且由此连带着产生了对语言表达极限的探索和文体本身的尝试,而当种种个体话语摆脱了集体话语的束缚和羁绊,在“怎样写”逐渐超越“写什么”,越来越成为叙述的主要追求的背景下,追求叙述的自由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部分写作者为之奋斗的目标。也许他们会被一些评论家认为在表达“现实生活”上失之偏颇,认为这是一条“狭窄”的写作之路,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的作品存在的价值,因为我认为从来没有一条写作的道路是平坦畅通,兼容八方,包罗万象的。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只要有追求,总会看到曙光。况且在我看来,写作的确是一件“个人的事”。从个体小小的坐标仰望并思索苍茫的宇宙,从来就是人们踏上智慧之路的重要方式。
    我要提到的四位作家是:朱文颖、曹寇、余岱宗和手指。他们的作品从不同程度上激发了我对于自由叙述的思考。让我在阅读之余激动不已,产生了“想说点什么”的冲动。

    1、曹寇——“自身”的表达者

    生于1977年的曹寇现居南京,好像供职于一家媒体。我知道他是从“他们网”、“橡皮网”以及“黑蓝文学网”这些比较“前卫”的文学网站上先引起人们的注意的。而他的下面这段创作自述也是我从网上找到的:“我认为,小说是说事的文体,而不是讲故事和塑造人物,更不是反映那种被反复强调的‘世界’,我只表达自身”。他真正触动我的小说是在2004年《收获》第二期上发表的短篇《我和赵小兵》。
    谈这篇小说要从结尾开始,读完千字左右的结尾部分,我的第一印象是:奇特。而且我几乎与此同时找到了这个结尾的灵感来源:它来自于一个常见的电脑屏幕保护画面——一望无际的山丘,绿草如茵,蓝天上飞快地飘动着朵朵白云,引领我们的眼睛向前飞动,永远没有尽头。我不知道他本人会不会读到我这篇文章,会不会首肯我的这个推断,但这的确是我读了这篇小说后的第一反应。有时候阅读也会产生这样电光火石般迸溅的灵感。
    整篇小说的情节非常简单,我和十年未见的同学赵小兵相见、喝酒、乱谈女人和生活,喝醉后在赵小兵的唆使下两人去了一个几乎在每个城市的阴暗角落都能见到的肮脏的洗头房,按赵小兵的话说“让他见识一下更多的女人”,然后就发生了意外,因为他们没有带钱。等被打晕了的主人公醒来后,发现他和赵小兵坐在一片没有尽头的草地中,经过一番奔走、呼叫,仍然没有走出那片草地,最后主人公意识到,他们两个已经来到另一个世界了,“于是我和我十年前的兄弟赵小兵在草地上抱头痛哭”。乍一看,这是一个生命中的偶然事件对两人的生活造成了毁灭,但我以为,作者意不在此,他对这种生命中的“偶然”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那就是:命运本来就是一场骗局。我们为之奋斗的生活目标,尽管有时候是那么卑微和基本的目标,也会在某种强大的意外中灰飞烟灭。而这些意外是那么地平淡无奇、波澜不惊、难以提防,像一片充满惊险的热带原始丛林,让我们深陷其中,险象环生。小小的意外居然能够包含如此巨大的破坏力,这是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都始料未及、难以逃脱的。
    此外,这篇小说真正吸引我的还有他的叙述语调和叙述方式,还有他对语言独到的运用。我感觉他在完成叙述的同时得到了一种解脱和自由,让人惊叹生活中有些细枝末节居然具有如此强大的象征意义。比如,初中毕业的那天“我一度认为自己是个江洋大盗,并为此躲在围墙外很是感动。当时还看到一只麻雀在墙头将屁股扭了几扭,几乎掉下泪来”。还有在洗头房面对一个小姐时,“我看见她面对失败总是要夸张地使劲一屁股坐在床上,并叹一口气,这使我觉得,她不是一个能吃苦耐劳的好姑娘。”还有他们在草地上绝望的呼喊“人——呢”,没有人,或者说没有别人,在生命的尽头没有别人,只有我们自己走向那无边的空落。难怪《收获》的编辑叶开说:“曹寇是有力度的青年作家。他的感觉十分独特,他的叙述非常简洁,他的语言像剃刀一样锋利,能够轻而易举地切开现实生活的赘肉。曹寇笔下的人物游走在生活的边缘,这些人物喜怒哀乐对当下的种种虚假的情感形成的尖锐的反讽”。真是这样。
    我还注意到曹寇作品中表述的对时间和空间与人的参照感。他显然注意到了这种由时空组成的环境对人存在的重要意义和决定性的作用。《我和赵小兵的》的结尾是如此,在《记者曾浩调查的案件》(我不知道这篇小说发表在哪个杂志上,我是从中安网上找到的)中也有这样的描述:“他对我说,在西藏,开了三天三夜也没有看到一户人家、一辆车、一个人、一棵树和一只鸟。这使他以为自己死了呢。”还有他也对人物之间的命运参照进行了探索北京癫痫医院哪个好,比如“我和赵小兵”中的我和赵小兵、《记者曾浩调查的案件》中的我、张亮和王奎、《山中一夜》中的我和老和尚、《屠户》中的“我和父亲”。通过这些时空和人本身的对照以及人物命运之间的对照,他试图提示人的命运中一些“本质”的东西,让我们产生人的命运“不过如此”的惊叹。
    在《记者曾浩调查的案件》一文中,“我”的命运是沿着“平庸”的轨迹前进的,生活中这种人遍地皆是,挖空心思去获取鸡刨食一般的小利益,对一些生活中的意外先是震惊而后麻木。不过在这篇文章中我倒是发现了一些作者本人从事文学道路的一些轨迹,“1998年我在《南方周末》和当时一份由楚尘编的《东方文化周刊》上看到了朱文发起的‘断裂’运动,十分激动。所以王奎来的那天晚上,我把自己写的有关这个活动的一篇文章给他看。那篇文章的意思在表达我对这一运动支持的同时,也表示了很难理解韩东所说的‘鲁迅是个老石头’的说法”。这使我联想到了自己,平庸的生活也不能剥夺我们梦想的权利。说实话对这篇文章而言这段话存在的意义并不大,完全就是夫子自道的作用。
    另一个主人公张亮的人生轨迹则是“暴力——毁灭别人——自我毁灭”。这个曾经是“平头,蹲身即可见其雪白的头皮,眉目英俊,上身那件白衬衫到腰间戛然而止,下身一袭黑裤则笔直垂落,白袜白鞋,行走无声”的英俊少年,在企图以暴力征服世界的过程中毁灭了,这让人不得不感慨,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宿命的强大力量,它君临一切,无时无刻不在主导着我们的人生之路。还有王奎的遭遇更值得人同情,他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发家致富,当然他不大在乎是非曲直法律规范这些东西,这种人在我们的生活中就更多了,是属于为吃面包而活着的人,最后在现实利益遭到危害时,他选择以暴力反抗暴力,最终也导致了自己的毁灭,在我看来这种人的悲剧还不在于他的最后的结局,而在于——他们生来就不会思考,存在于一种无意义的状态,我不想用“行尸走肉”这么严重的词来形容他们,但我的确想起了那句老话——人在天地间,如蝼蚁千万。
    《山中一夜》和《屠户》两文中的人物则具有了更多的象征意义。山中一夜恍若一梦,以“自己的蛋”作为自我寻找本我的载体。寻找的方式有:排泄、想象以及通过女性的肉体来证明它的存在,也许还有“它”的存在对本我存在的印证作用。“老和尚”则是对世俗人生的反照,比如他身上的香:“是一个一辈子躲在深山破庙里老和尚身上应有的香”,我也曾见过这样一位老和尚,长年深居山中,由于长年不食荤腥,血液清辙、满面红光、身轻体健,虽然文化程度不高,却也自己写了句偈语挂在墙上“见我不解我,解我不见我”。还有他文中老和尚的叹气:“他的这口气很长,好像可以顺着他的这口气看到许多东西:前朝的事情,市上的事情,以至多年以后的事情,月亮上的事情似乎也在其中”。这是一种神秘的虚无,接近我们脆弱生命的本质。还有文中那个寻找五十年前丢失的孩子的疯子,都让人感到了人生命中一种脆弱的迷失。而女主人公棉花梦中的与狐狸的身份置换,也是一种隐喻,给这篇文章增添了一个新的视角。关于狐狸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以及在许多小说中出现的意义,我想在接下来要谈的朱文颖的作品中再谈一些自己的看法。而棉花对我“很胖”的形体与大山之间的比较又使我发现了曹寇对自然空间和人类的个体之间的参照,不言而喻,个体存在的渺小与浩大的自然之间既是矛盾和排斥,也能和谐而融合。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唯一能言的就是个体生命永不停歇的思考。
    我认为,曹寇的写作有一种直觉,使他能直达叙述的核心,从而在语言应用和叙述方式上变得游刃有余,让我觉得在这样的叙述中,精雕细啄的细节和心理描写都成了多余的东西,从而使他的作品获得了一种强大的张力和生命力,犹如一股清咧的泉水直扑我们的面门,使们认识到“人生”风景中独特的温度,这是一种有质感的温度,几可入心。

    2、余贷宗——生命链条中的敏感扣环

    毫无疑问,余岱宗是属于学院作家。有着文学院副教授的身份。他的小说我只看到了两篇,一篇是网上找见的《爱情狐狸》,另一篇就是引起我极大兴趣的《护士罗婷的敏感锁链》。(发于《收获》2007年第一期)。
要刨析这个短篇小说需要一点细心。当我们剥开护士罗婷对各种病菌的防范和恐惧,我们就会发现,这位高挑漂亮的美人儿原来是心理学上所称的一个“强迫症”患者。从她开始实习时问一个病人的名字竟达到了七遍,从她对感冒的高度戒备到对家庭、个人卫生的出乎常规的清理方式都可见一斑。即使是在家庭聚会中和别的男人的调情,居然也成了某种“补药”。而且在此之后,是更加认真仔细的消毒作业。
这种强迫症具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因为它似乎是以保护自我和家人,保护我们人类小心翼翼非常脆弱的生活为出发点的。当然,其中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当“我”在罗婷的洁癖的重压下不堪重负,以“污染源”、“补药”等种种令人尴尬的符号出现时,“‘我’的生活不是越来越惬意,更不是越来越轻松,而是时时处于紧张之中”。于是高度重压之下,自然而然地就产生了反叛。当“我”的前女友——一位调皮捣蛋的高级知识分子鹿女士出现时,这种长期积压形成的反叛就理所当然地发生了。(余岱宗似乎对“鹿”这种动物,或者说一种生机勃勃、饱含欲望青海中医癫痫医院?、生动机敏的人物符号情有独钟,因为他的《爱情狐狸》一文中,那个在某种意义上引领了都市情欲的潮流的女生的名字,也叫商小“鹿”。)
    生活中这种洁癖强迫症之中的“我”,心理和生理上自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因此,当他从前的前女友“鹿杏”教授在一家书店里邂逅,并且“踏着月色,散步到了我家”时,接下来的一切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这个事件看似偶然,却是“我”长期重压下寻找排遣与发泄的必然结果,当他们以一种相互间非常投入、彼此信任和放纵的形式疯狂地做爱时,他们便得到了一种放松以及人类原始性爱的美好和自如。这令他非常感动和感慨,相比之下,护士罗婷由于对某种伤害的高度戒备而带来的紧张和扭曲,对他来说就显得更加难以承受了。
    当然,这种极乐般的放纵和享受是要付出代价的,尤其是在罗婷这样对待病菌一丝不苟的卫生维护者面前,他的所有小把戏都显得是那么地不堪一击。真相很快就被她完全掌握了,她的冷静出乎人的意料,而她的冷酷和锋利也在这件事的揭发之后达到了顶峰,她搜集证据和追问细节以及咄咄逼人的审问,都向人们表明她不仅是人类卫生的维护者,而且也是道德和某种秩序的捍卫者,而且强迫症也使她的想象达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高度,她对人最尖刻的一句评价就是:这人真脏。这句话其实是有一定的象征意义的,它表明了我们人类当下面临的来自于细菌、道德、人伦各方面的威胁,我们的生活处处面临着危险和危机,稍不留神,或者说出轨半步,都很有可能带来灭顶之灾,爱滋病破坏的是人的免疫力,而人与人之间的爱情和性爱也在种种外部因素下变得可疑和可危。而他最有力的反抗或者说呐喊也不过就是:“我再怎么不干净,我也是个人”。这是一个人的底线宣言,它预示着作为人的许多自然本性的流失和毁灭。
    有意思的是,当他最后被迫离家出走,在他任教的大学里住进招待所之后,他的强迫症逐渐露出了苗头,这时候我们也才明白,在罗婷长期的渲染下,他也不可避免在患上了这种病症,而且有过而无不及,他怀疑床、床单、沙发、地毯几乎所有的东西,而且由于强烈的心理暗示而觉得“身上发痒”,终于,他同样无法忍受这种暗示带来的恐惧,走出了房间,“踯躅在街头,深夜新马路的空旷慢慢地让我恐惧起来”,从心灵到物质,所有的净土都消失了。这就是我们现代人类的悲哀。
    《爱情狐狸》可以说是一篇比较“简单”的小说,正如作者在结尾所说的那样:“这种恍若隔世的回忆就像一部华丽而漂渺的言情电影,常让我感到温暖”。事实上,这句话还真让我想到了一部言情电影,虽然是题外的话,但是我觉得有必要谈一点我对言情电影的个人看法,那是多年以前我看到的一部潘虹早期的电影,叫《最后的贵族》,是说民国初年一个外交官的女儿,生活在意大利——她父亲上班的地方。电影的故事和情节我大都忘了,只是我记得在影片末尾,她只身一人,在历经了繁华和沧桑之后,独自徘徊在威尼斯的街道,在遍地缤纷的落叶里聆听着一位满头白发的街头小提琴演奏家拉一首凄美的小提琴曲。她眼中的空旷和忧伤让我永世难忘。我个人一直以为那是潘虹演得最好的一部电影。当她对那位老人说:Would you play it again? It’s so beautiful.(您愿意为我再演奏一遍这首曲子吗?它如此优美。)那种语调也是美伦美奂。我说这么一段话是想表明我对言情电影的一种看法,也是我对这篇小说的一种看法,因为有很多人会不由自主的把“言情”和“浅薄”联系在一起,这其实是一种误解,《金瓶梅》就是言情,也是经典。
    在与在现实中生活中“善于烹饪”、迷恋恐怖片、情欲旺盛的大学教师夏易同居了一段时间后,“我”迷上了她的学生——“爱情狐狸”商小鹿。而她和男主人公相好的理由简单得让人惊讶:“我不是想插足你们中间的,我只是愿意跟你一起开开心心过一阵子的。真的,老高,要是因为我破坏了你们的事情,我就太难受了。”这使我一下子就想到了《聊斋》中那些可爱的狐狸精,在某个书生落魄时陪他渡过一段恩爱的岁月,毫不隐讳自己的情欲和性情,然后在某个时刻突然消失。这种爱情因为没有人间的占有欲而变得空灵和可贵。是接近人本源的一种天真。“我还没看清她的脸,就被她迷雾一样的眼睛吸引住了,你不会料到如此简单的轮廓里竟然包含着复杂得不可言状的东西,就像安静透亮的一潭溪水倒映着飞云乱渡的天空景象”。就是这样一个爱情精灵,使我们和作者一道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她穿蓝色的牛仔裤总人让人感到活力四溢,就在百米之遥我仍然能感觉到这只流落在人间的漂亮狐狸的孤独、焦灼、压抑和艳丽。我听到我内心中的一声悠长的叹息,面对这个另类活物,我想即使这只美丽的狐狸搅乱了城市男女有序的生活,城市男女也应该给予她应有的赞美。”我不知道这是否是一种预言,使中国的某些城市变成亚洲的巴黎或鹿特丹,但是我愿意相信,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这肯定是年轻男女心中的一个梦想,虽然这个梦想有时候在现实中不堪一击,但是会在人的一生中留下美好的回忆。简单的东西其实往往更加让人留恋和怀念。

    3、朱文颖——江南才女

    朱文颖于1970年生于上海,96年开始创作,中国作协会员,现居苏州,任职于一家媒体。获200年全国优小孩癫痫病吃什么药秀畅销书奖,2002年度“中国作家大红鹰文学奖”,著有长篇《高跟鞋》、《水姻缘》、《戴女士和篮》及几部中短篇集、随笔集。“江南那古老绚烂纤细的文化气脉在她身上获得了新的延展”,“亦古亦今,的面貌凸现叛逆的质地”。
    以上这些都是我从网上查到的信息,下面我开始谈自己的看法。我想把侧重点放在她较早期的一些中短篇小说上。因为说句实话,我现在不怎么看当下的铺天盖地的长篇小说。因为我心目中对长篇小说太尊敬了,我以为长篇的标准即使是不能传世,也应当能够昭显一方文化、提示一些人物的命运。比如如果没有阿来的《尘埃落定》,我永远也不会知道四川“阿坝”这个地方和那么灿烂多姿的藏民族文化,虽然我自己也生活在偏远的西北一隅。我还以为长篇应该是“集毕生功力于一役”的产物,而当下很多作家都是一年一部或者几个月一部,甚至还有几十天就完成的,这让我心理上很难接受,和我心目中的呕心沥血之作相去甚远,所以我就不怎么看了。我要提到的她的作品,大多都是发表在《收获》上的中短篇,包括、《浮生》、《俞芝和萧梁的平安夜》、《宝贝儿》、《蚀》等。
    先说《俞芝和萧梁的平安夜》(发表于《收获》1998年第6期)。这是一部梦游般的中篇小说,当我们以旁观者的角度跟随作者的叙述渐渐展开,我们就看到了一个特定夜晚——平安夜里的大上海的物场风情,这些场景包括:高速路、和平大戏院、霞飞路的咖啡厅、上海外滩的“情人墙”、黄浦江、小里弄等等。当然了,这些物场风情只是一个背景,在这篇类似于一场对白很少的文艺片的小说里,似乎有轻柔的音乐正在舒缓地倾诉,让我们在享受作者的恬静平缓的叙述风格的同时感受到了人物内心的那一缕淡淡的忧伤,我们会看到,在这样一个西方气味浓烈的夜晚,在大上海街头漫游的这一对男女在某种意义上讲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为了背负起沉重的往事,两个人相扶着在街上前行。”而我怀疑作者其实想告诉人们的是:在这样一个很煽情很令人动情的夜晚,我们在享受爱情的同时依然不能忘记过去的岁月在我们心里留下的伤害。“哪个时候你在哪里?”这句话既是女主人内心的独白,也是对生命整体的诘问:“他们都不是纯洁无瑕的,这让我们多少感到有些遗憾和痛心,但奇怪的是,事到如今,却正是这种亵渎与不洁深深地打动了我们,令我们无法自持,心碎不已。我们似乎已经不再有那种请命的悲哀,倒是渐渐地萌生出宿命的感觉。”而当他们以某种方式肯定了爱情的存在,“就连生命也是可以成为多余的,剩下来的是呓语,灵魂的呓语”。我们会发现,这是一对无家可归或者有家难回的爱人,他们的相逢注定是要分别的,就像我们一生中很多的相逢一样。“他们在雪夜的大街上彼此相视——他们觉得他们的眼睛也在做爱,那是一种比身体更为疯狂而绝望的做爱,他们在各自的眼睛里看到了地老天荒,看到了生死契阔,也看到了行将诀别的可以令人死去的凄凉”。这篇小说不是朱文颖的成熟之作,但是她的这种幽怨凄美、暗含温情的叙述方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接下来我要提到的《浮生》(发表于《收获》1999年第三期)是我个人认为的她非常重要的一篇作品。真正体现了她“亦古亦今”的非凡才能。而且正是这篇作品,让我对中国古今文学作品中的“狐”产生了新的认识。对于我这样一个西北人来说,江南水乡永远是一个梦幻般的地方——小桥流水、碧绿的稻田、蒙蒙轻烟、细细雨丝,甚至包括吴侬软语、清曲小菜,而恰恰是历朝历代的文人,用他们神奇的笔,把这样一些梦幻般的场景变成了令人神往的地方。《浮生》就是这样一篇作品。首先作者笔下的“狐”呈现了一种现实感和生命感,是属于她们自身的现实感和生命感,从而成为那片土地上现实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像《聊斋》里的被赋予了很多人的情感、经历、悲欢离合,《浮生》里的“狐”是一种不可避免源远流长的真实存在,而且独立于人的生活之外,却又与人的生活息息相关。让人产生了“前世为狐、后世为人”亦或相反亦然的遐想,比如小说中以“桃红花瓣”洗头的芸娘、能做一手江南小菜、声音“莺莺燕燕”地唱着小曲的王太太、甚至小巷里神秘的老太太,还有出了家但男主人公并未谋面的阿明,我们还可以大胆地假设,就连男主人公三白也是一位与“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有着浓厚的书生气息的南方男人。尤其在小说的结尾,当芸娘病故后,“刚起了灶火,就看见一只狐狸从屋子里头穿过去了,脑袋小小的,尾巴很长。”它不是芸娘的话还能是谁呢?让我们对生命的轮回浮想联蹁。自古至今,关于“狐”的文章连绵不绝,在我看来,这个特定的文化符号是作为几千年正统文化即儒家文化的对立面存在的,你有一本正经,我有生动活泼;你有伦理规范,我有风情万种;你有荣华富贵,我有明月清风。这个对立面的存在不仅增添了中国文化的多元性和多样化,更是从古至今的文人们寄托情感、抒发情怀、反抗人性压抑的重要手段。
文章本身的小题目“仓米巷”、“出太阳雨”、“阿明师父”、“小寺”、“白驹”也都充满了浓郁的江南气息,作者以三白寻找一个新的居所为线索,让这些场景一一出现在读者面前,又因为他寻找的茫然和不时走入岔路,或者被人指引向一个陌生的地方或出现一个看似毫无联系的人物使这些场景保持了一种神秘的关联,从而让我们产生一种幻境感,并让“浮生”这个主题接近一种虚无的境界。这使我感觉到了佛、道文化对朱文颖创作的影响。并且让我们感慨,因为地理位置的关系,自古以来,江南文化始终保持了与北方王朝的强权文化截然不同的一种文化生命力,具有一种清新、婉约的独特质地,永远是中国文化中一块极具韧性的地方。
  &nbs脑电图能检查什么病?p; 《宝贝儿》是描写现代都市生活的一个短篇(发表于《收获》2006年第六期),是说人的欲望会以一种非常奇特的方式存在、发现、显现出来。女主人公叫上官雨燕(一个多么诗情画意的名字),“长着一双风情而不安分的吊梢眼”,她的丈夫“很爱他的妻子,但她身体里的某一部分是他永远无法了解的。一想到这事他就感到烦恼”。甚至连他们的孩子小贝也是一个性格非常奇怪的男孩子,女主人公通过他的独自离家旅行,“终于找到了这个孩子与自己的共同之处:喜欢神秘与未知的事物。”文章中很巧妙的一笔是,上官的欲望通过一只蜥蜴表达了出来,并且一直作为宠物店老板的替身,对它关爱有加,这是一种对现实中的爱情多少有些绝望并且让人产生很多联想的表达方式,作者用它来表明,人的欲望具有反叛、延伸和隐秘的气质。有时候现实中的出轨只是为了印证反叛、延伸和隐秘的欲望对人的强大的吸引力而已。而用宠物来替代这种欲望,则表明了人对某些事物的渴望和占有欲。女主人公自怜自艾、自语自呓般的表达方式,也让我们看到了朱文颖纤细入微的文笔的延续。
    我要提到的她的最后一篇作品,是《蚀》,入选《中国短篇小说年选》(2007年,中国小说学会主编,洪治纲编选)。一对年轻的农村夫妻来到城里打工,然后世界在他们面前变种迷离和陌生,那种纯洁、质朴的人际关系也随之消失。读完这篇小说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就在描写一个弱势人物对另一个弱势人物的毁灭时,她的笔下也充满了一种温情,只是这种温情因为人与人之间被物的异化而变得隔陌、令人恐惧,甚至这种行为本身也是出于对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对亲情丧失的恐惧而产生的。尤其是宝根最后的伤感作为田园故土的沦丧的象征而令人感到无比的悲凉。这篇作品也体现了她对现代生活中一个不被人重视的角落的默默关注,弱势人群被忽视被巨大的城市所吞没的情感是许多作家都触及到了的话题,朱文颖还是保持了那种安静、纤细的叙述方式。
在我的感觉中,朱文颖的出现几乎就是张爱铃的再生,而且我还联想到了更加久远的李清照或者唐婉,她们都是江南水乡哺育的才女,她们的作品也呈现着一种水灵灵的美和隽秀。让人爱慕。

    4、手指——人生是一次漫无目的的旅行

    手指是一位非常年轻的作家,我对他知之甚少,只看到过他的一个短篇《去张城》(发表于《收获》2004年第五期)。但就是这个短篇,让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发出了人生是一次漫无目的的旅行的感慨。
    这是一篇有着卡夫卡《乡村医生》般荒诞的小说,它通过平淡无奇的情节提示了现代人的生存现状——漫无目的。文章开头出现的老鸟似乎也是一个患有强迫症的人,他逼着“我”去承担一件似有若无的责任,这种执拗本身就说明了老鸟内心的虚弱,这种人往往因为自己对各种现实责任的恐惧和回避从而导致了对别人应该承担责任的强行干预。可事与愿违的是,虽然“我”准备去张城看望多年以前现在“过得很不好”的情人,却因为王城一个叫王爱国的男人的出现而被打乱了全盘计划。而王爱国是一个更加执拗的人,正如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许多人一样,他懦弱、迷离,而且卑微,与老鸟不同的是,在这么再普通不过的一个人的内心深处,其实也蕴藏着能够主宰自己的哪怕是一小部分命运的渴望,虽然这无啻于天方夜谭,但这种愿望却是存在的,因此他的执拗实际上代表了人想与命运抗争的隐蔽愿望。因此王爱国在文章中发出了这样的呐喊:“这不关她的事,这是我一个人的事情,是我想去张城。我他妈就是想去张城,谁也别想拦着我。”他就是想自己决定这么一件事,可事实上他去张城就更加无目的,他是在与一种习惯性的日常生活或者说命运的安排在较着劲。
    我还看好这种叙述方式,对平淡无奇的一次荒诞事件的描写引起了我无限的联想和遐思,这是一种和曹寇相似的方式,但更加隐匿,完全舍弃了思想性的论述,让看似杂乱无奇的叙述本身产生了揭露出某种令人震惊的真相的力量。
    走向叙述的自由,就是走向一种属于创作者本身的广阔天地。当叙述开始的时候,创作者本人的修养和心灵会给叙述带来巨大的阻挠,我们生活的这个飞速变化的世界也会给叙述设置种种障碍,这就需要叙述者依靠自身的努力去克服。具体到某个个体写作者,叙述还可能是一种宿命或者皈依,有快乐也有痛苦,但我相信立志于此的人总会找到适合于自己的叙述方式,找到和这个世界对话的康庄之路。

    作者简介:原名刘永强,1968年生,甘肃省秦安县人。英语本科学历。91年开始发表作品,在《星火》、《飞天》等刊发表小说若干篇,另发表散文及文学评论三十万字。著有中、短篇小说集《走过来的是影子》。有短篇小说被《小说选刊》及《中华文学选刊》转载。甘肃省作协会员。现供职于天水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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